杠杆炒股失败的常见原因人贩子“梅姨”的逃匿人生：17岁出走贫穷海岛，中年拐卖儿童，晚年藏闹市卖果切和捡废品谋生

极目新闻记者唐佳燕邓波

夜晚的广州市广州大道灯火璀璨、行人如织，没有人注意到，常常在斑马线附近十字路口卖芒果的老奶奶。她身高仅一米六左右，驼背、头发花白、干瘦，满脸皱纹。到了凌晨时分，她经常会戴着口罩，沿街捡些废品，一副“普通老人”模样。

流动摊贩、拾捡废品的老人、环卫工人和附近小吃店的老板虽然认识她，却不知道她的名字和来历。有人在繁华的商业街和她擦身而过、有人在十字路口买这个“慈祥的老太太”的芒果、有人曾因可怜她和“智力障碍”儿子相依为命而接济她……“陌生”成为她最好的保护色。

直到2025年12月，警察上门将她带走，人们才知道，此人竟是至少涉及9桩拐卖儿童案的“梅姨”。2026年9月，“梅姨”已被移送起诉，目前寻子家庭尚未接到开庭通知。

2016年，人贩子张维平落网后供述，2003年至2005年，他在广州等地共拐卖9名儿童，均通过“梅姨”联系买家交易。每次交易后，“梅姨”都获得1000元介绍费。

认识“梅姨”的人透露，她离开老家后，使用不同的假名生活，频繁更换住处，样貌胖瘦和年轻时相比有变化，且长相并不凶狠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，让人难以将她和犯罪者联系起来。

从广西涠洲岛长大到北海银滩结婚，再到广东河源紫金县短暂寄居，后又转至广州增城等地犯罪，晚年潜伏蜗居在广州北部的城中村，极目新闻追寻其足迹查访，“梅姨”的人生切片渐次展露。

梅姨2025年卖芒果被拍下（受访者供图）

出生涠洲岛：幼年丧母、被性格急躁的父亲带大，17岁从海岛出走

“梅姨”，本名谢某梅，1961年出生在广西北海涠洲岛北部一个小渔村。

涠洲岛，孤悬于北部湾茫茫大海之中，距离北海市的陆地有21海里。岛上居民回忆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从涠洲岛到北海市，只能乘坐客船或客货船，且两天只有一班船，出一次岛需要3个小时。

涠洲岛四面环海（极目新闻记者拍摄）

老岛民们记得，不似现在到处都是游客，当时，涠洲岛还是一个比较贫穷的海岛，岛上土地不多，居民主要靠打鱼为生。六七十年代，村中十几岁的年轻人要扛起枪当民兵；80年代村民们大多在生产队做工，侍弄玉米、红薯、甘蔗；后来，年轻人流行出岛打工或者嫁人，但就算是外出打工挣了钱也要上交一部分给生产队，直到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，2001年涠洲岛被开发成旅游地，人们才逐渐富起来。

“当时很多漂亮的女孩，都想嫁到岛外去。”数位村民向记者回忆，当时很多女孩因受不了贫穷的生活，不愿留在岛上。或许，谢某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离开了这座海岛。

村子里，已经没有了谢某梅的生活痕迹，只剩下一些零星记忆的碎片。

一位上了年纪的村民回忆，谢某梅幼时在村公所读过书，早年间就出了岛，后来没听说过她再回岛。还有村民说起，谢某梅的父亲在六十多岁时去世，记忆中，谢某梅当时曾短暂回来过，而她家的老房子已被拆除。

村民的回忆中，谢家家境贫寒，有三个女儿，谢某梅为长姐，其父性格急躁，其母在谢某梅幼年时因病去世，其中一个妹妹被送养，另一个妹妹则在成年后嫁到了邻村。

谢某梅老家宅基地上新修的房屋（极目新闻记者拍摄）

极目新闻记者在村里走访了解到，其堂哥除了在村中修葺一座漂亮的民宿建筑外，还在谢某梅的土地上修建了两座房屋，没有装修。在一众装修一新的民宿中，唯独谢家的宅基地一片凌乱，无人看管，成了租电动车的停车场。而其堂哥也摇头否认认识“谢某梅”，大部分村民和村干部对前来采访的记者十分警惕，他们视谢某梅为污点，担心给村里旅游业带来影响。

广西北海：历经四任丈夫、给“前夫”生两子后出走，因重婚被判刑

1979年，17岁的谢某梅出了岛，来到北海银滩区一个临海的小村。

在这个村子里，她结婚并生下两个孩子。在虾塘边，极目新闻记者遇到了谢某梅的第一任丈夫张渔，起初，他并不愿意接受采访，表示自己与谢某梅已经没有瓜葛，“她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”。原来，梅姨落网后，前来探访梅姨往事的人蜂拥至村中，这位一辈子以养虾蟹为生的农民没见过这种场面，个人隐私却被传播出去，他深受其困，坦言“我们也是受害者”。

张渔回忆，1979年的某一天，一个17岁的女子乘船渡海而来，指明要见当时在村里担任干部的他，“赖在他家不走”。后来，两人组成了家庭，但没有办酒席，也没有领结婚证。张渔曾提出要回涠洲岛找老丈人，但谢某梅始终不愿意。

小渔村的虾塘（极目新闻记者拍摄）

那时，张渔在砖厂里开车，经常要到处跑。他说，两人真正在一起生活的时间“没有半年”。1981年，谢某梅生下大儿子。1986年左右，在小儿子尚不满3岁时，谢某梅提出要去广东打工。据张渔称，谢某梅的一位堂姐当时嫁到了广东，谢某梅便也前去，但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

妻子不辞而别后，张渔到处去打听其下落。他请假渡海去找岳父，却收到训斥：“我女儿丢了，人要是找不回来，我要你的命”。据张渔称，其家人最后还是松口，给了一个广东湛江的地址，张渔又坐客车，从北海一路坐到湛江。不料到当地派出所一问，湛江根本不存在此地址。

地里甘蔗要人砍、孩子要人喂、老人要照顾，张渔只能回到村里，“那年代哪有什么奶粉，小孩子饿了，就拿大米磨碎煮米糊喂，小儿子现在瘦得跟个杆子一样。”说起当年的艰难，张渔连连摆手，不愿意再回忆。

据紫牛新闻报道，“梅姨”在落网前共有过4段“婚姻”，包括事实婚姻与法律意义上的婚姻，她与第一任丈夫生下两个孩子，与第二任丈夫收养了一个孩子。但在与第一任对象同住期间，“梅姨”外出打工，与他人结婚被判重婚罪。“梅姨”辩护人提出，她是因为遭受第一任丈夫家暴，才跑出去打工，并结识第二任丈夫结婚，被第一任丈夫以重婚罪起诉至法院，经劝返无果，被判重婚罪。

谢某梅曾短暂落脚的小渔村（极目新闻记者拍摄）

张渔否认了家暴的说法。他表示，在谢某梅“失踪”后数年，双方曾因重婚罪闹上法庭。重婚案开庭时，他才知道，谢某梅跟广东吴川的一名男子结婚，并领养一子。张渔和谢某梅就孩子的抚养权产生争议，谢某梅拒绝支付抚养费，还曾提出想要带走其中一个儿子，被张渔断然拒绝。

张渔称，谢某梅出狱后再次去了广东，他无心留住谢某梅，此后两人断了联系。

广州增城鸡公山、河源市紫金县：三年拐卖至少9个孩子，化名“潘冬梅”

2016年3月，人贩子张维平被捕。

据张维平供述，2003年至2005年，他在广州等地共拐卖9名儿童，均通过“梅姨”联系买家，交易成功，在拐卖孩子之前，他会让她联系买家才下手。9名孩子中，大部分都是被带到增城客运站附近和“梅姨”会合，再坐车前往河源市紫金县等地。其中，8名孩子被送往紫金县完成交易。每次交易结束后，张维平获得1万元左右，事成后给“梅姨”介绍费1000元。在张的口供中，“梅姨”身材中等，长期在紫金县和增城客运站附近活动。

可人们迟迟不知道“梅姨”真正的名字和样貌。警方根据张维平的叙述画了“梅姨”的画像，但从人海中寻找一位没有太多特征的女性谈何容易，尤其是，“梅姨”擅长隐藏在流动人口聚集地中，即使对熟人也不留下真名、照片。

2026年3月，“梅姨”落网的消息公之于众，极目新闻记者随后来到广州增城鸡公山，寻找她曾经的落脚地。这里的房屋依山而建，外看房屋层叠交错，高高低低，内部道路狭窄，起起伏伏又四通八达，房子多是上了年头的，二三层的自建民居。

鸡公山（极目新闻记者拍摄）

据一位七十多岁长期居住于此的居民介绍，早年间，不少来广州谋生的打工者寄居于此，人员身份复杂，职业各异。说起“阿梅”“梅姨”等称呼，在当地比比皆是。

被拐儿童申聪的父亲申军良曾追寻“梅姨”十多年，鸡公山的每条巷道、胡同，他走了不下百遍，几乎每家的门都曾被他敲开过。多年来，循着申军良的脚步，不时有记者、受害家庭和其他广东地区的寻亲家庭寻找梅姨，一遍遍造访她曾可能的落脚地：增城鸡公山和河源紫金县，但最终均以“失败”告终。

紫金县水墩镇大多数是客家人，村庄封闭，对外来人警惕，申军良就在村里贴寻人启事，拿着梅姨的画像到处打听，甚至带着家长们在不远的水墩镇上摆摊，一住就是十几天。终于，得到消息，“梅姨”出现过，有人叫她“阿梅”，确实和一名彭姓老汉同居。

在记者的陪同下，村委会和当地派出所找到彭老汉。为了从彭老汉口中撬出更多有关“梅姨”的信息，申军良曾多次上门送礼乞求，也曾向对方卑微下跪。终于有一次，看到画像，彭老汉说不像“阿梅”——原来住在他家中的女子叫“阿梅”，她自称叫“潘冬梅”。

同居期间，彭老汉从没有见过对方的身份证件，他称和“阿梅”只是搭伙过日子。同居两三年后，他和女儿提出要结婚领证，阿梅说要回老家拿证件，从此消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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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姨曾经的画像（图片来源：济南时报）

广州白云城中村：靠卖芒果、捡废品维生，与二十岁智力障碍“儿子”住十来平方米的房间

广州白云区麦地西街一处握手楼一楼的单间，月租550元，不足十平方米，屋内摆放了一张上下床、一张破旧的铁床、一张木桌子、仅能容纳一人大小的卫生间，天花板低矮，即使是白天，屋子里也十分昏暗，这就是“梅姨”落网前的最后一年多，与智力障碍的“儿子”蜗居之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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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月12日，极目新闻记者走访麦地西街多名居民，逐渐拼凑出谢某梅在麦地西街的生活。

梅姨在广州的蜗居地

“她来这里有十多年了”，麦地西街收废品的王奶奶消息灵通，她得知谢某梅之前住在麦地西街，和一男人租住，后来该男人“把她踹了”，还打她“儿子”。谢某梅便换了地方租住，她曾经在沙县小吃打过工，被辞退后，经常能看到她带着“儿子”，在街上卖芒果。

沙县小吃店店主说，谢某梅是前一任老板招进来的，店里没人知道她叫什么名字，家乡是哪里，只知道她带着一个智力障碍的“儿子”，因为没有地方住，她还打算和儿子住在店里的职工宿舍里，接管几个月后，因担心“她年纪大了怕出什么事”，于是辞退了。

十字路口另一位卖芒果的李阿姨回忆，五六年前，谢某梅在她对面卖起了芒果。一开始，谢某梅与她堂姐一起摆摊，谢某梅“又矮又瘦”，看上来有七十多岁，后来两人因三轮车闹了矛盾。附近一家素食店的女店主说，谢某梅下午六点出摊，晚上十一二点才回。芒果摊生意不好的时候，谢某梅也在晚上出去捡废品。女店主看谢某梅母子俩可怜，每天晚上把卖不完的饭拿给她儿子吃。

街上卖生蚝的苏新就住在谢某梅的出租屋对面，他回忆，谢某梅在这个小屋里租住了一年多，平日里推着三轮车摆摊卖芒果。在他的印象里，谢某梅身形干瘦，头发稀疏花白，看上去有些营养不良，他一直以为她有七十来岁，模拟画像把她画得富态，现实里她瘦得厉害。苏新后来想起，谢某梅不寻常的地方就是从不告诉大家自己的名字。苏新和妻子总是称呼她为“阿姨”，有时候“阿姨”在出摊前会跟他们聊聊天。

苏新说，谢某梅生活拮据，穿的衣服都是别人送的，买菜只买二三两猪肉，搭配番茄、青菜，家里没有冰箱，也舍不得开空调，芒果经常坏。大家看她可怜，每天会给她送点冰块，有时候也会送几个卖不完的生蚝给她。

“动不动张口就骂，谢某梅对她儿子脾气很差，干活也骂，躺着休息也骂。”苏新妻子向记者回忆，她感觉谢某梅“没什么人情味”，早年谢某梅与堂姐一同生活，两人共用一辆三轮车摆摊卖芒果，后来因为三轮车归谁吵得很厉害，没过多久，堂姐便离开了，剩下谢某梅和儿子一起住。“有时候芒果卖不完，她就拿过来分给我们吃，我也会光顾她的芒果摊，感觉她有些不太聪明，直性子，没主见。”

苏新的妻子还记得，有一回，谢某梅对她说，自己之前在增城那边收废品，一次一千多，可挣钱了，但现在想来，“那不就是个幌子，实际上是拐卖孩子”。

梅姨2010年登记照片（图片来源：新京报）